一个嘴巴和两个副刊

萧乾先生说：“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为‘五四’以来的文艺副刊单辟一章。”的确，那些副刊在新文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。伴随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最先出名的是“四大副刊”——《晨报副刊》、《京报副刊》、《觉悟》和《学灯》，到了30年代，则要数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和《大公报》的《文艺》两家了。

《晨副》、《京副》都是孙伏园所编，孙伏园原来是北大的旁听生。“老北大”的旁听生往往后来名气不在正规生之下。与孙伏园一块旁听的，还有后来报界巨子成舍我，他们都是“新潮社”的成员。1921年，孙从《国民公报》转到《晨报》，编第7版的文艺栏，后来《晨副》创刊，孙升为主编。受蔡元培“北大精神”的薰染，这家副刊在他手下兼容并蓄，海纳江河，尤其重在介绍新思想，倡导新学术。它出过《马克思纪念》号和《俄国革命纪念》专辑，还有梁启超、李大钊、胡适、蔡元培、刘半农、张竞生等名流的讲演及文章。它贯穿自由主义精神，并不排斥被时风激荡的国学。那有名的“青年必读书目”风波就是燃起在《晨副》的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冰心的小诗等等，可以说是囊括一时之选，《晨副》遂成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镇。不过，后来偶发的一件事，使孙伏园立意辞职。

孙回忆道：“1924年10月，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《我的失恋》，寄给了《晨副》。稿已经发排，在见报的头天晚上，我到报馆看大样时，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。抽去这稿，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，再加上刘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，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任何‘要不得’的理由来，于是我气极了，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，还追着大骂他一顿。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，告诉他我辞职了。”（《鲁迅先生二三事》）

鲁迅因为自己的稿件令孙伏园辞职很感不安，同时他们又都不满当时北京各报以及副刊不起“社会先导”的作用。《顺开时报》是日本人办的，《世界日报》、《京报》、《黄报》大都与文化无涉，《晨报》也落后于时代了，于是在孙伏园“非弄个事情做做不可”的喃喃声中，鲁迅便表示愿为之“呐喊”，办一个“任意而谈，无所顾忌，要催促新的产生，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，则竭力加以排斥”的刊物，（鲁迅《我和〈语丝〉的始终》）这就是《语丝》。

这时，鲁迅弟子荆有麟在邵飘萍的《京报》办一个周刊，听说孙伏园从《晨报》扼腕走出，便与邵社长商量，建议他革新版面，把专载“花艳”之类的《小京报》停掉，另请孙伏园主持副刊。邵从善如流，不单答应下来，还要请荆再找几个人效仿上海《民国晶报》出副刊的方式，每日一种，一周七种，“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”（荆有麟《鲁迅回忆》）。后来办到了15种周刊，3种半月刊，可谓百花争艳。孙主编的《京副》和鲁迅主持的《莽原》就是其中之二。邵飘萍的办报理想：“以最新之事实与最有兴味之问题，涵盖一般人之趣味，将世人从枯寂冷酷之心境中救出”（《新闻界人物》），初见端倪了。新文学史上的“语丝社”、“莽原社”因而声名鹊起、高长虹、章衣萍、尚钺、台静农、冯文炳、冯沅君、李霁野、韦素园以及孙伏园、孙春台兄弟等文学新人涌出。

一个嘴巴打走了一个《晨副》编辑，却打出一个《京副》，这是一个很有兴味的故事，也让人神往于“五四”后那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天地。

孙伏园敢打总编，虽然是青年的鲁莽（实际并未打到，打空了），或者说，不容撤掉鲁迅的诗稿也是一种“党同”的情绪，不过，与喑哑的平庸相比，真是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呵。